一段时间来，围绕如何看待外资和对外开放，国内争论颇多。例如，外汇储备接近1万亿美元，我们还有没有必要积极引进外资？外资是否已形成某些行业垄断，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外资与内资企业的税率为何还不并轨？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否“贱卖”？代工之路能走多远？外企劳工权益如何更好保护？外资“超国民待遇”怎样消除？关键性技术标准中国如何参与制订？
 
 
　　上述争论与一些新的政策动向(如9月8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规定、3G牌照发放中力挺TD)，是在中国改革开放27年、经济跃上新台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不少外国投资者也意识到，中国将“改变过去吸引主要用于弥补资本和外汇短缺的外国投资的做法，转而寻求能带来技术或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环保水准的外国投资”。同时，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一位人士所说，这种变化未必是坏事，对外资提出更高标准实属必要，这是中国通过刺激民间需求和摆脱浪费资源的投资来平衡经济的诸多努力的一部分。即便中国逐步取消优惠税率等措施，仍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中国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所以要分清杂音和大趋势。”

　　当这些外国投资者力图全面理解中国的外资之争，中国也有必要回应他们的质疑，哪怕只是少数。例如，中国是继续奉行经济开放政策还是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是否存在“对外资参与中国经济的对抗性反应”？尤其是近期，国际上出现了所谓“受限的全球化进程”的假设——该假设认为，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国政治上的担心日益加剧，从而限制跨国资金流动，例如法国和美国都曾试图阻挠外国投资者收购本国公司——在此情况下，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会不会因为“受挫感”而从开放走向对抗，从融合走向封闭？

　　上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和2006跨国公司座谈会上，做了演讲和讲话。从1991年底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开始，吴仪一直肩负着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重任，当年她的美方谈判对手卡拉·希尔斯称赞她“既是国家利益坚定的维护者，又是坚韧的谈判者”。被称为“铁娘子”的吴仪曾说：“祖国在我心中特别神圣。我忠于我的祖国。”

　　吴仪上周演讲的题目是“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是中国既定的基本国策”。她强调，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得益于不断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也得益于利用外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成功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仍需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有效地吸收外资。“仍需”、“进一步”、“更加”，这是几个重要的关键词。

　　吴仪指出，“27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积极合理吸收外资有效弥补了中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带来了现代流通和市场营销理念，引入了国际竞争机制、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在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加速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形成。通过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还开阔了人们的国际视野，推动了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评价，对外资在资本之外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做了相当高的肯定。因此，“尽管我国近几年资金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但国际投资中所承载的各种竞争力和效益，所形成的有效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所带来的市场和就业机会，仍将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资进行一些争论是正常的，一些政策调整也是可见的，但讨论中应该实事求是去分析。例如，中国吸收外资是否过多，听总数似乎很大，但具体一算并不多，2004年中国外商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2%，低于7.5%的世界平均水平；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4.8%，低于21.7%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吸收外商投资47美元，低于发达国家人均534美元和世界人均107美元的水平。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政策调整的目的不是关闭和封闭自己，而是为了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寻求可持续的发展。吴仪提到，“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态势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实施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机遇”，而不是相反。

　　电影《卧虎藏龙》结尾，主人公说：“当你握紧拳头，你的手心里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张开手掌，你却拥有整个世界。”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郑必坚语)，而那种忽而因崛起而骄矜、忽而因受挫而“说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与心态，恰恰是我们要克服的。中国需要健康、博大、文明的胸襟，不让一时的浮云遮蔽和平崛起和文明复兴的伟大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