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记者：张曙光

　　“十一”期间国家旅游局颁布《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这几乎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提醒国人，我们在文明方面的欠缺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2005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人数达3100万人次，近十年来年均增长21%。2004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客源输出国，毫无疑问，中国正成为全球出境旅游市场增幅最快、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给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有调查显示，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的平均购物花费高达987美元，居世界首位。另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花费大约在1300～1500美元/人。按此估计，2004年我国出境旅游花费大约为400(375～432)亿美元。而2004年我国入境旅游业总收入为257.4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增长远远高于入境游的增长幅度，旅游产业是不折不扣的贸易逆差产业。

　　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还在检讨自己的行为，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富有反省精神的体现。如果把这种反省精神推而广之，就可以看到，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不文明行为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党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八荣八耻”，是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严重性。

　　中国现在表现出来的社会文明行为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文明行为标准的降低。社会大众对行为准则的要求越来越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曾出现一轰动性新闻：北京丰泽园饭庄一服务员给一国务院部长提意见，指出这位部长在此吃饭时付费不足额。现在每年公款吃喝达几千亿元，公车费用几千亿元，公款出国旅游几千亿元。相比之下当时这位部长自己吃饭还付十几元，算是相当廉洁了。二、对文明行为的要求不成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体上讲文明程度在提高。但发展标准却非常不成体系。如人们的爱心可以惠及流浪的猫狗，但成千上万的流浪失学儿童还没有得到关照。汽车尾气排放可提到欧三欧四标准，可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城市道路建设可以考虑到盲人行走，但公共汽车上给老幼病残让座的越来越少。三、不文明行为表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孔子曾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随风动。但在今天的中国，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已经不能用富裕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来局限了。四、行为是非标准不清。现在社会上有争议的行为，大都给不出是非评判标准。去年某报发一组雨中一骑车人落井的照片，引起极大争议。记者是应该救人，还是先拍照片？从电视台主持人到报社总编、一般网民，莫衷一是。有争论不可怕，但如果在人们需要给出是非标准时，社会上没有主流共识，绝不是什么好现象。

　　当然，除了不文明行为，社会诚信问题、信仰问题是更大的社会文明问题。中国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危机并非始于今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文革”十年，再到近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的过程。在这一次次推倒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层，究竟要以“中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体”的百年争论迄今尚无定论。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思想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日益突出。如何重塑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支撑，而这种支撑主要通过教育，但教育决不是简单的学历问题。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从小到老，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过去都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现在看不止是一代人问题，恐怕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仁”是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确立了这个核心，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有了灵魂，我们的行为就有了准则。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